程千帆、徐有富两先生所著包括版本、目录、校勘、典藏四编的《校雠广义》四册，1998年4月由齐鲁书社全部出版了。作为读者，我为这部体大思精的学术专著得以在世纪之交出齐感到由衷的高兴。
我国历史源远流长，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形成的大量古籍，既是传统文化的载体，更是中华民族的骄做；而在历代学者研究、整理、保存古籍的实践过程中形成并不断丰富完善的“治书之学”，深深植根于民族历史文化土壤之中，理所当然地成为文化遗产宝藏的开启之钥、治学的必由之门，是传统学术中最具有民族特色、最富于科学意识、最能为个人所直接利用的部分。遗憾的是，由于校雠学的学科建设长期被忽视，建国后的大学中文系又取消了这方面的课程，它原有的内容还没有得到全面的清理，新鲜的经验也没有得到系统的总结。现在，《校雠广义》一书，对这一古老的传统学科作了重新构建，赋予它以现代意识和科学品格，使它更好地为弘扬民族传统文化、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服务，继往开来，功在后世，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。
每一门科学都有它特定的研究对象。为了重建校雠学，《广义》著者首先明确地、科学地界定了它的内涵与外延。“校雠”一词古代初专指校勘，后来逐渐发展到包举版本、校勘、目录、典藏诸学，或以“目录学”一名取而代之，又或称之为“校雠目录学、其范畴论列，诸家亦多歧异。鉴于名称和范畴的歧异淆杂，相乱相蒙，《广义》作者折中旧说，厘定名称，以起源最早的“校雠”一词作为种种“治书之学”的共名，而以“校勘”一词作为“专事是正文字”之学的专名，将它和版本、目录、典藏并列为校雠学的分支学科。这样做，既对这一学科本身作出了规范，也将它与考据学等邻近学科区别开来，科学地反映了书籍由版本研究、文字校正、到编目庋藏的实际过程和主要环节。与此同时，著者对校雠学的各个分支学科也作出了科学的区别和界定，在有关章节阐明了它们之间的内在有机联系，以解决校雠学学科内部“零乱无序”的问题，促使它们朝着规范化的道路健康发展。正如作者自云，《广义》“第一次全面地概述了自西汉刘氏父子创建、历代学者共同发展、至清儒而益臻完备的这门我国独有的自成系统的科学”（程千帆《闲堂自述》），堪称校雠学重建的奠基之作，而这正是著者坚持实事求是，自觉地学习和运用唯物辨证法分析和解决问题的结果。
作为一部以重建传统学科为目标的著作，《广义》不但具有鲜明的科学性的品格，而且具有鲜明的实践性的品格。著者在《叙录》中指出：《广义》“将重点放在这门科学的实际应用的论述方面”。在内容整体构思和具体章节安排方面，《广义》自始至终强调和贯彻了这一原则，将校雠学与校雠学史区别开来，以帮助读者增长知识、提高实际应用能力为目的。这样做无疑是正确的，因为，能够服务于实践并指导实践，正是一门传统科学继续生存发展的必要条件。
传统的校雠学发展至清代而臻极致。但清人用力最勤的是在经部，其次是子、史，集部最为薄弱，至于小说、词曲，更鲜问津。个人整理小说、词曲，成就斐然，但散见于各种论著，茫无统纪。有鉴于此；《广义》广泛采择、大量列举了个人诗歌、词曲、小说整理方面的成果，所举例证都十分典型，考辨精慎，结论确切无可移易，极大地丰富了校勘学的内容，为集部的整理提供了宝贵的经验。本世纪以来，随着西学东渐和新史料的大量出现，形成了许多新兴的学问，及时总结它们的研究成果以丰富和发展校雠学，是校雠学面临的又一重大课题。《广义》一书责无旁贷地肩负起了对它们进行总结的任务。以敦煌学为例，《校勘编》第三章“因俗字而讹”，“因忽略重文符号而脱”，“应识俗文字”，当有方音知识，等等，所举都是整理敦煌文献必须注意的带有普遍性的问题，可以启迪学人，收举一反三之效。对于实践中出现的新问题，《广义》也及时进行了总结。近年来，在简化字与繁体字并行的情况下，二体互相转换，往往会出现错误；特别是使用电脑进行机械转换时，此类错误尤多。《广义》在《校勘编》第三章“因字体变化而讹”一节中特辟“因简化字而讹”一条，总结了这方面的新鲜经验，这对于人们的实践活动无疑直接起着指导的作用。
程千帆先生多次谈到，他的治学“是从校雠学入手的”，他的整个学术生涯所追求的理想境界就是“文献学和文艺学的最完美的结合”；程先生又终生从事教育工作，曾长期讲授校雠学的课程，积累了丰富的经验。以学者而兼教育家来写《校雠广义》，既保证了此书的学术质量，也提高了此书的可接受性。全书布局合理，条理清晰，概念准确，语言简明，举例恰当而富于启发性，不仅是一部优秀的学术著作，也是一部优秀的校雠学教科书。更为难能可贵的是：《广义》虽重客观的叙述，字里行间依然洋溢着著者对于学术的执着与真诚。“惟真理之是从，不曲学以阿世”（程千帆《南京大学教授陈君墓碑》赞陈白尘语，见《闲堂诗文合钞》），著者光风霁月的胸襟，独立不阿的人格，给人以深刻教育和强烈感染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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